鲁迅与郭沫若


鲁迅与郭沫若

1927 年 9 月鲁迅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与创造社联手,共同开展新 文化运动。创造社的领袖是郭沫若,鲁迅知道他参加过北伐,因此对于自己与郭沫若及创造 社合作充满信心。到上海不久,鲁迅就与创造社联络。11 月 7 日,郭沫若指派创造社三位 成员郑伯奇、蒋广慈、段可情与鲁迅洽谈,并达成合作意向和方式,决定恢复出版《创造周 报》 ,发表联合声明。12 月 3 日,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创造周报》复刊广告,由鲁迅、 郭沫若、蒋广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为特约撰述员。合作的准备工作非常顺利,鲁 迅满怀期待。 可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1928 年 1 月 15 日,预定复刊的《创造周报》没有出版,却出版 了创造社新创办的刊物《文化批判》 ,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鲁迅进行猛烈的批判。其中有冯 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 、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 Q 时代》等。 》

创造社没有作任何解释,原来联络的人也都不愿意再与鲁迅见面。鲁迅一下子被搞懵了,他 先是保持沉默,静观事态发展。但是接踵而来的批判火力越来越猛,调子也越来越高,鲁迅 不得已起而回击,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一系列文章。

关于为什么一夜之间盟友变敌手的问题, 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成员后来都作了解释, 说是当 时一批创造社的年轻成员陆续从日本回国,他们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倾思潮的影响,认 为鲁迅等“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是“旧作家”,必须进行“全面的批判”。郭沫若认同这一观点, 虽然他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于 1928 年 2 月亡命日本,但仍然遥控指挥这场论战。

这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所谓“革命文学论争”,持续了近两年。党中央知道这个情况后, 出面干预, 周恩来、李富春都明确指出,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鲁迅, 团结鲁迅。后来潘汉年到上海,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平息了这场论争,创造社基本上停止 攻击鲁迅。 但是这场论争却留下一个疑问,迟迟没有解决。

在创造社批判鲁迅的文章中,要算《创造月刊》二卷一期所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措辞最为严厉,态度最为激烈,几近于恶毒 谩骂和人身攻击。文章骂鲁迅是“资产阶级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 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他是 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 文章署名“杜荃”,这个杜荃究竟是谁呢? 文革中冯雪峰失去了自由,有人带着这个问题向他询问,他仍坚持认为,文章的作者 是郭沫若。

文革结束后, 《鲁迅全集》要出新版,对这篇文章的注释无法回避,必须弄清楚,才能对历 史有个交代。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早春先生经过详细考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 明:杜荃就是郭沫若。其主要论据有: 一、创造社成员张资平在 1930 年 4 月发布的《答黄棘氏》一文中说:“现在我要正告黄棘

氏,……‘二重的反革命’,‘封建的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见麦克昂氏的批评鲁迅的我 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尚可以转化为革命文学的先锋! 这就是唯物的辩证法, 黄棘氏知道否?” 张资平所引用的正是杜荃文章的原话,他点明文章的作者是“麦克昂”,而“麦克昂”则是众所 周知的郭沫若的笔名。在《创造周刊》复刊广告中,郭沫若的署名就是麦克昂。

二、由于杜荃的文章对鲁迅伤害很重,深有痛感,所以他多次提及这件事。鲁迅在《“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例如我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而说小资产阶级, 忽而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 通信》。……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 ) 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鲁迅提到“封建余孽”, 注明出处在《创造月刊》 但《创 , 造月刊》上并没有《东京通信》 ,这是鲁迅故意要告诉人们,这篇文章来自东京,暗指郭沫 若。1934 年 5 月 15 日,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这些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卢冀野作, 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这里所说的“化名之作”就是指杜荃的文章。 三、郭沫若对于杜荃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态度暧昧,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说“想 不起来了”,这等于外交辞令中的“无可奉告”。

四、杜荃还发表过一篇文章《读<中国封建社会史>》 ,与郭沫若当时发表的其他文章对照, 发现研究的是同一问题,其基本观点、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研究进度、研究目的、研究结 论完全一致。可见杜荃与郭沫若是同一灵魂,同一躯体的同一人。 为此,在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条目里,将“杜荃”注为郭沫若。文化部的领导也作了批示: “将杜荃的文章收入《郭沫若全集》 。”

杜荃并非郭沫若——也谈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已有 387 次阅读2011-1-9 14:07 |系统分类:时政| 杜荃并非郭沫若 ——也谈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陈振民” 1928年4月20日,鲁迅发表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反驳后期创造社一些成员脱离 理论争辩而以态度、气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之后,1928年8月, 《创造月刊》第二卷第 一期上发表了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又针对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 年纪》进行斥责,说鲁迅对籍贯、家族、年纪等十分尊重,“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因 而“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又说:“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 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也因而“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自然,这里的“反革命”, 学者们多认为不是政治概念,只是一个思想概念。 作这篇文章的杜荃, 人们长期以来不知是谁。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鲁 系 迅全集》 第四卷责任编辑的陈早春先生主要从行文的风格、 逻辑以及思想认识上考证出杜荃 即郭沫若。 而郭沫若本人于1977年当老友冯乃超向他询问此事时, 曾两次表示记不得用过杜 荃作笔名, 半年之后他就逝世了。 于是陈早春于1979年8月3日将自己的考证结果报告给文艺 界有关负责人林默涵。林认为可信,又于1980年3月13日呈报胡乔木与周扬审定,亦获认可。 接着经在文艺界老同志中征求意见后,就由胡乔木批示将《鲁迅全集》关于杜荃的注释注为 郭沫若。从此,人们以为算是了结了这桩现代文学史上长期未决的疑案。学者们也往往将此 作为研究郭沫若的依据之一。 可是,我近来经过研究,认为杜荃并非郭沫若,将杜荃的文章收入《郭沫若全集》的理由难

以成立,作法不够慎重。故这一疑案还不能算是了结。我们研究郭沫若当然也不宜采信杜荃 文章。且让我分两大部分来谈。 一、不容轻看的基本道理 这方面我讲六条意见: 郭沫若前不久曾“请求 请求”(1)和鲁迅合作对敌,体现其统战立场,不可能很快大转弯又 和鲁迅合作对敌, (一)郭沫若前不久曾 请求 和鲁迅合作对敌 体现其统战立场, 批鲁迅。 批鲁迅。 以郭为首的前期创造社虽与鲁迅有某些思想分歧, 但在郭沫若来说表现并不突出。 突出的是 成仿吾,他对鲁迅的小说《呐喊》曾有尖锐批评。后来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 展,郭与鲁都认识到双方大方向一致,有联合战斗的必要。1926年郭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任 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时,“曾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并与鲁迅等共同列名发表了文学家 宣言(2);1927年郭又一次通过朋友活动,“请求”与鲁迅联合作战(3)。鲁迅也主张“与创造社 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4)。于是于1928年1月1日鲁郭等共同署名,决计恢 复《创造周报》为阵地,并作其撰稿人(5)。郭因受蒋介石通缉,署的是化名麦克昂。这种 团结鲁迅的作法, 与当时党在文艺界的方针完全合拍, 体现了此时已成为共产党人的郭沫若 在党的教育下已具备的统一战线思想。郭在与鲁迅共同署名恢复《创造周报》之前写的《英 雄树》一文就阐述了他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只要你有倾向 社会主义的热诚,你有真实的革命情趣,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新的文艺战线,你是产业工人 固然好,你不是产业工人也未尝不好。”这说明郭的与鲁迅联合作战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 是一种成熟的坚定的革命决策。当然,此事以后未能实现。其原因据有关记述是因郭沫若大 病一场,几乎要命。同时因受通缉,行动也不自由。而创造社其他同仁又认为恢复《创造周 报》“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而于1928年1月15日新创刊了《文化批判》(6)。紧接着郭就 因躲避通缉在周恩来关照下于1928年2月24日流亡日本。前后时间就这样短暂,仅仅不到两 个月。期间并无任何特殊情况能使郭沫若改变对鲁迅的基本看法。而且郭在1928年1月19日 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继续坚持他的组织文艺统一战线的主张:“大众的同盟者虽然是一时 的、动摇的、不安定的,而且是难于信赖的东西,但为确保其与无产者团结联盟,就是最小 限度的可能性我们都要无条件的利用。这是伟大的战略,我觉得在文艺战线上也可以利用。 我们应该组织一个反拜金主义的文艺家的大同盟。”这说明郭的政治眼光、政治水平当时就 相当高了, 对一个不坚定的社会团体都在尽量团结, 自然团结鲁迅的立场更不会有什么大转 弯。 此际, 后期创造社的少壮派以其“左”倾认识开始了对鲁迅的批判, 说鲁迅是“隐遁主义”, 是“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7),是“坐在华盖之下还在抄他的《小说旧闻》”,他“究竟是第几 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8)等等。而郭沫若出于既定的组织文艺统一战线 方针考虑,认为他们“总有点过火”(9),但自身正处于流亡之际,已是鞭长莫及。何况“创造 社的那一批‘天才’,除掉以友情联系之外,绝没有任何人能以‘领袖’的资格来统率的”(10)。 战斗既已挑起,鲁迅自然也在应战,但并无文字涉及于郭。因而郭并未遇到鲁迅直接针对自 己的锋芒,没有受这个刺激。在这种种情况下,郭如何能改变不久前与鲁迅合作对敌的作法 ——这个作法又是以其长期形成的与鲁迅大方向一致的认识和组织文艺统一战线的思想为 基础——而写出有损文艺界统一战线,比自己认为的“过火”行为更为过火的《文艺战线上的 封建余孽》呢?我看不可能。有的说法是郭有小团体主义,见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针对了自己的朋友,便要打抱不平,为朋友出气,才写了这篇文章,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 这不符合郭当时已大大提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境界。 就是说这时已具备党性觉悟, 懂得并实 践着党的统战政策的郭沫若, 不可能为了一点朋友意气, 而自己破坏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而 一再坚持的团结鲁迅的战略决策。即使退上一百步,从个人关系上讲,这种打抱不平,也并 未向朋友们示明是他。从其好友,参与后期创造社刊物编务的冯乃超都不了解杜荃是谁,事 隔五十年后还要问郭是否用过杜荃的笔名(11),就可知杜荃文章发表时并没有实际作者是郭

沫若的任何信息,郭的所谓为朋友打抱不平岂非白费力气!此外,要说小团体,那么前期创 造社更算他的小团体吧, 他未成为共产党人之前小团体思想应该更浓厚吧, 可是那时成仿吾 批判鲁迅的《呐喊》而引起鲁迅的讽刺时,郭就没有给成助过阵呀!可见,“小团体思想” 的说法在这里并不符合郭的实际,不能成为认定郭沫若以杜荃之名写文章批鲁的理由。 郭沫若公开辨正说他不曾把鲁迅当做“眼中钉 眼中钉”。 (二)郭沫若公开辨正说他不曾把鲁迅当做 眼中钉 。 1931年郭沫若在日本写了《眼中钉》一文,针对鲁迅在1930年2月刊于《萌芽》月刊第二期 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所讲他编《语丝》受到创造社围攻,被视作“眼中钉”的事, 作了辨正。说前期创造社主要成员是郁达夫、成仿吾、郭沫若,而郁与郭都未批过鲁迅,只 是成对鲁的《呐喊》进行过批评。再就郭来说,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首先是“很佩服他,觉 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 自己的趣味相反驳”。就只是这,而且只是私下的一种看法,在写《眼中钉》之前并未公开 就此写过批评文章。与鲁有点牵涉的,就只是在《天才与教育》一文中引用过鲁的一句话 ——“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并认为鲁的这句话“并不是‘傲语’”。这些都说明郭对鲁当时并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恶感,根本未把鲁迅看成什么“眼中钉”。在此之前的1928年2月,郭曾写 了《留声机器的回音》 一文,对鲁迅支持过并曾成其主要成员之一的“语丝派”, 也只说是“不 革命”的文学家,而且是“不自觉的”,“或者有一部分是觉悟而未彻底”,“还没有什么积极的 反革命行动”。他所骂的“反革命”,明显是“研究系的文学小丑徐志摩”一类。像这么一个思 想基础, 要说郭能在与鲁共同署名欲合作对敌的半年之后, 又写出把鲁骂成“封建余孽”、 “二 重反革命”的文章,很难令人首肯。结合上一条所讲,用侦察学的观点看,这就叫没有作案 动机,从而不予纳入侦察视线。何况,郭在《眼中钉》的辨正中,一再提到他对鲁迅的见解 和成仿吾“不见得一致”, 是“有多少不同”。 如果他二年前真的写了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那种骂鲁迅的文字,现在又在《眼中钉》中说自己对鲁迅“没成见”,看法与成仿吾“不同”, 那就自然把成仿吾亮出来了,就不考虑成仿吾如何看他吗?而且郭的《眼中钉》发表后,也 未见成仿吾写过与《眼中钉》的辨正不一样而为自己辩解的文章来,创造社后期成员当时也 未说出与郭的辨正有异的话。这说明郭的辨正之谈并非虚言。再,郭的《眼中钉》写于1931 年,那个年代并未将鲁迅神化,此前假使郭与鲁有过所谓“反唇相讥”,在郭来说不见得有什 么后顾之忧,他为什么在此文中不提他骂鲁迅“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的事?不怕鲁迅等 与他质对吗?这也可见他很可能没有写过这种文章。 郭直接被鲁迅刺激后的反响,也未将鲁骂成“二重反革命 二重反革命”。 (三)郭直接被鲁迅刺激后的反响,也未将鲁骂成 二重反革命 。 1932年郭沫若在日本获悉了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稿译文,本是怀着“虔敬”的心 情读的,不料读着读着,见鲁迅骂了许多人,其中创造社和左翼运动也被“辛辣”地骂到了, 甚至说他们是“才子加流氓”。这就等于认为“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他越读越气, 万分光火,于是动笔写起《创造十年》 ,在其《发端》中也以极尖刻的语言回敬了鲁迅。按 说, 这是郭沫若受鲁迅奚落最严重的一次——此前的大约是那个众所周知的鲁多次否定郭所 谓的“处女媒婆”的说法吧,郭对此似不曾有什么火气,除有所说明外,未予十分计较——, 气愤最大,回敬给鲁迅的话应不亚于所谓《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的“二重反革命” 的用语,然而恰恰不是。他只用了些为自己和创造社辨冤之类的气话,如什么“我们鲁迅先 生真是有一手遮天、 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他在‘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了一部‘才子加 流氓痞棍’的历史”;“特别是在‘辛辣的骂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创作’这一 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也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你请去 尝试一下吧,只要你有胆量敢把‘先生’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 你看他先生会是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了一顶瓜皮 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 他的一支笔实在有点刀的风味”;“此亦一阿 Q 式的逻辑”;“文学的正统万岁!文坛总司令鲁

迅先生万岁!”等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郭对鲁的气最大时,用语最重的也不过如此,尖 酸固属尖酸,但政治份量并不重,并未把鲁迅当成反革命。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鲁迅称作 是“我们”的,并未将其排除于本营垒之外。这里最多不过是对内部人发的牢骚而已,并非在 自毁统一战线。而在郭尚未直接受鲁的严重讽刺,对鲁的意气比较平和的情况下,怎能著文 骂鲁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呢?何况鲁又是自己半年前曾费心“请求”与之合作对敌 的文艺界统一战线上的要角呢?我们把自己摆进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使自己是郭沫若, 会这样作吗? 郭的性格非常坦率,有话直说,从不以暗箭伤人。 (四)郭的性格非常坦率,有话直说,从不以暗箭伤人。 从郭沫若一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很光明磊落,就如有的郭沫若研究专家所说,是 “坦荡、热诚、直爽、透明”(12)。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他有话往 往直说,并不在阴沟放暗箭,这是有大量事实可证的。如他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揭露 自己曾一度在其麾下干事的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 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时,不用化名;在写《文学革命之回顾》 ,批评曾为同 仁又是朋友的郁达夫“反动”, 代表“有产派”与“无产派”搞“对立”, “骂提倡无产文学的人是投 机分子”,“对内部取出请算的态度,对外部却发挥出妥协的手段”时,也不用化名;在如前 所说,写《创造十年·发端》那样挖苦鲁迅的文章时,还不用化名,为什么偏偏在写《文艺 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批鲁迅时, 要用化名呢?他在此文中——姑且这样认为——对鲁迅用语 的分量明显不如对蒋介石的重,比对郁达夫的也不见得重多少,而且郁是多年好友,鲁是未 谋一面之人,何必对鲁要用化名遮掩?所以说,把这篇文章的作者杜荃认定为郭沫若,情理 不通。 郭沫若从未承认杜荃此文即他所作,对此不可漠视和曲解。 (五)郭沫若从未承认杜荃此文即他所作,对此不可漠视和曲解。 一向坦率的郭沫若,无论在鲁迅生前或者死后,都不曾承认他用杜荃作化名骂过鲁迅,这是 一个不能轻易忽视或随意解释的严肃事实。 他不承认不一定就是害怕承担责任。 正如有的郭 沫若研究专家讲,“郭沫若不是文过饰非的人,不是不敢正视自己缺点的人,不是没有自审 自责自省能力的人,他从少年青年时代起,就勇于剖析和暴露自己”(13)。有一种说法是: 对杜荃这一纯粹是搞个人斗气,扣帽子,打棍子,没有什么道理的文章,郭沫若是羞愧于承 认为自己作品的。但是,郭对自己年轻时的一些个人隐私,如与安林女士的情愫,以及这种 情愫面对夫人安娜时的尴尬等, 都能不怕羞愧地公开于读者, 为何对于被人们认为是为朋友 打抱不平的杜荃的那篇斗气文章偏感到羞愧,不承认是自己所为呢?从他的文集可以看出, 他在文艺和学术上承认和检讨错误的事比谁都多,为什么就不见他因羞愧而不承认不检讨 呢?何况杜荃此文并非只是扣帽子、打棍子的那几句话,它只是结论。其篇幅不是很长,却 也是有自己的分析和理解的。当时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处于你死我活的形势下,代表受压 迫者呼喊的文化人士中,便滋长了某些偏激情绪,只嫌一些人旗帜不明,调子不高,甚至犯 了混淆敌我的左派幼稚病。杜荃此文就是这种“左”倾思潮的产物,固不足为训,但属另一种 问题类型,不是所谓致其羞愧的那一种。这是我们应依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评论的。还有一 种说法是:毛主席对鲁迅评价很高,后来在社会上发展成以鲁迅划线决定是非,郭不想落个 反鲁之名而不愿承认。但是,郭那篇针对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发端》 ,也是对鲁极 尽挖苦之能事的,在1985年那个极左年代出版《沫若文集》时,有人建议他删去,但他偏偏 不删,而且发脾气坚持要收入文集(14),最后自然收入了。而他还特地加注辩解道:“我想 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 来。”郭在这里表现出了并不怕人说自己反鲁的耿介,为什么对杜荃笔下的反鲁反而害怕承 认是自己所为呢?固然杜荃文章的用词要比《发端》的性质严重,但却正好可以借此以表现 自己既是反封建的,又是反资本主义的,是“二重”革命派,政治上正好能与当时的极左思想 相吻接,何须顾虑而回避呢?所以,郭未承认此事的严肃性,是不可轻慢的。

杜荃即郭沫若”的断案应严格依凭实据 (六)对“杜荃即郭沫若 的断案应严格依凭实据,否则不宜定案。 杜荃即郭沫若 的断案应严格依凭实据,否则不宜定案。 我认为,杜荃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这件事情,在郭一再回忆后并未承认是 自己所为(15),按情理又有许多疑点的情况下,要说“杜荃即郭沫若”应十分缜审,特别重视 实证。 比如有没有郭的手迹原稿?有没有郭与别人谈到此事或记载此事与自己有关的文字反 映?有没有替郭传递稿件的人的证据?有没有接收郭这一稿件而予以编发的人的说明?有 这些实据自然可以一举定案, 如果没有这些而仅凭行文风格和理论观点相似, 顶多加上些猜 测和流言而认定,是很不正规也很不得力的。现实中法官判案就凭的是实据,而不靠所谓道 理。只凭道理下判,往往经不起上诉,因为你有你的道理,我也有我的道理。所以在这种情 况下往往会发还重审或迳直改判。 我们今天对这一文艺界公案也应持如此态度, 做到断案有 据,而不应只看文章风格和观点的相同。即使是某些语言一致也不一定能作凭证。因为风格 是可以受感染而相似,也可以是故意模仿而乱真;观点则可以是不谋而合,也可以是相闻互 通;语言呢,自然也有桴鼓相应、此唱被和之共鸣现象。这类例子无论历史上或现实中都不 缺乏。否则,“如出一辙”、“一脉相承”、“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等等词汇就创造不出来了。 至于猜测和流言之类经不起严格“质证”的话,自然更不能凭信。如所谓的鲁迅说过杜荃一文 是“郭沫若的化名之作”(16)就很应予以鉴别,因为鲁迅说这话时并未提出证据。而且鲁迅对 郭沫若的好些说法也曾经是背离事实的。如他批评郭的反映工人暴动的革命小说《一只手》 “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17),就只是他的想象之词,与郭的小说实 际大相径庭。鲁多次指谪郭的“处女”与“媒婆”之论,也违背了郭的本意(18)。像郭在《发端》 中提到的鲁对创造社的不合实际的说法就更多了。看来我们尊敬的鲁迅先生也不乏失言之 处,凡他说的就都采信未免不当。总之,在郭老已经死去,不能亲自申辩的情况下,在当时 往往以鲁迅划线,有些当年人士有不同处境,或者事隔远年,斟酌不够,可能马虎苟同的情 况下,认定这一悬案的是非,必须像法官断案一样,紧紧地把握实据。倘若证据不力,即应 不予支持;如果模棱两可,则应先予搁置。总之,不宜轻率下判。试想,郭老当年在朋友询 问下一再回忆而未予承认的事,必然会有自己的道理,只是因为他在重病之中,加之又非组 织上专门调查,故未认真理会罢了。不久他就辞世而去,永远失去了申述的权利。此际,据 一面之词而把杜荃之作强加于他, 使他的在天之灵永远地背负这个莫须有的精神重担, 这对 他老人家岂非有些不尊重、不公正么? 二、对陈早春考证的质疑 据陈早春先生写给“《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小组”的长达四千字的报告看,他考证“杜荃即郭 沫若”的具体说法,概括起来有五种:鲁迅认定说、张资平透露说、郭沫若默认说、杜郭互 抄说、杜郭文章同一说。常言道:言须有据,据必可靠。我们不妨把这几种所谓根据检核一 下,看看它可靠不可靠。 关于鲁迅认定说, 关于鲁迅认定说,是指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怎么说,给杨霁云书信怎么说,给冯雪峰口头怎 么说,总之鲁迅指认杜荃即郭沫若。前边已经谈到了,它们都只是鲁迅个人的主观认为,如 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先生就此写给周扬同志的信(19)中所说,它只属于“猜断”,没有扎实的 证据支持,至多只是两转三转的传言而已。同时,前边也已提到有不少事实证明鲁对郭的一 些猜断往往错误。故这类东西再多,在证据学上也是没有价值的。同时应对鲁郭二人平等对 待,坚决摆脱以鲁定郭的思维定势。因为无论从法律地位上还是从文化成就上看,他们是不 分高下的。这件事鲁说有,郭说无,我们就不能只听鲁而不听郭。当然也不应只听郭而不听 鲁。关键是要结合全面情况,区别真伪,作出科学判断。因而这一条不能成立,不能作为认 识问题的依据。 关于张资平透露说, 关于张资平透露说,是指张资平在一篇答鲁迅的文章中,有关于杜荃即麦克昂的语意。如他 说到杜荃讲过的“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等话时,加括号说:“见麦克昂氏批评鲁迅的《我 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而麦克昂是郭沫若在与鲁迅等共同署名欲恢复《创造周报》时用的

化名,所以杜荃即郭沫若。但是我要说,此时张资平因与创造社后期诸成员矛盾尖锐而早已 离开了创造社, 根本不参加创造社刊物的编务, 也没材料证明郭沫若此期间与张有所联络而 告诉过张用杜荃作自己笔名的事, 张如何能得知此杜荃即麦克昂, 亦即郭沫若呢?这是不可 能的。早春先生曾提到鲁迅“有意的暗示”手法,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张也只能是受了鲁迅的 暗示影响吧。因为鲁迅在两个月前亦即1930年3月,发表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引 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他的话时,已点出此文系“东京通讯”,张资平看到 后,自然会从这一暗示中联想到创造社其他重要成员都在国内,唯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所以 用杜荃作笔名骂鲁迅的应该是郭沫若, 故他在引用杜荃的话答鲁迅时, 迳直把杜荃换成郭沫 若的化名麦克昂。如前所说,鲁迅的那种猜断性暗示,是没有事实作基础的空中楼阁,故张 资平据此暗示讲的麦克昂什么什么,也就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行不通,站不住 了。 关于郭沫若默认说, 关于郭沫若默认说,早春先生提了两点: 一是从郭的《眼中钉》中看不出郭对鲁迅有什么不满,而郭却在此文中讲了文人相轻的“封 建遗习”的话。于是他说:“作者(指郭)这样落笔,只能是默认了一桩未曾举出的与这一断 语铢两悉称的事实”,按即郭沫若以杜荃为化名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的事。 可是,此说与郭的《眼中钉》所述并不符合。 《眼中钉》在这方面的原文是:“成、郭对于周、 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于成、郭又何尝是开诚布公(例如周作人先生就刻薄过成仿 吾是苍蝇) ,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分明是说,“封建遗 习”是包括“周、 鲁”在内的, 不只是指“成、 郭”, 更不专指郭, 怎么就一定能得出是郭沫若“默 认”了自己的“一桩未曾举出”的以杜荃为化名骂鲁迅的那件事的结论,而不是其他人与事的 结论呢?何况, 《眼中钉》中明确说的是成、郭对周、鲁“表示过不满”,这话是有同篇文章 反映的成仿吾批过鲁迅的《呐喊》 、郭沫若说鲁迅小说“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以及反 对过而且继续在反对周作人的鼓吹小诗和提倡印象批评的种种事实作基础的, 又怎么能认为 郭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之说,就一定是指郭以杜荃为化名骂鲁迅为“封建余孽”、为“二 重反革命”的这个特定事实,而不是其他事实呢?而且为达到作这一结论的目的,早春先生 还无视郭在文中明确讲过的成、郭对周、鲁不满的说法和表现,仅依据郭认为鲁的“中国还 没有一个作家”之言并非“傲语”一句话。便说什么“看不出对鲁迅有什么不满”,这同样是不 能令人首肯的。 二是冯乃超询问郭沫若是否用过杜荃作笔名的事。早春先生说,郭当时对冯答复的意思是 “既未肯定,也未否定,只说是‘记不起来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杜的文章不是兴到之 笔,时过境迀就会忘掉”,且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公案……怎能‘记不起来了’呢?唯一可能的 解释,是作者的默认”。这说法就更有点武断了。“记不起来”一些事的情况,在八十多岁高 龄且已重病在身的老人来说并不鲜见,何况又是五十余年前的事情!再者,杜荃是谁的问题 在为《鲁迅全集》搞注释的编者中,固然议论得沸沸扬扬,但对身处党和国家领导高层的郭 沫若来说,未必能闻知其情况;他国事繁忙,对这类人名注释之细事琐务也未必留神;加之 杜的文章当年在国内发表时,郭正亡命日本,环境险恶,未必就能看到,更难说关注于心, 故在有人偶尔提起时说他“记不起来”完全是正常的。 而且不仅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不可能在 意它,即便是文艺界事务中人,除具体搞《鲁迅全集》责编的人外,究竟有多少人关心这件 陈年旧账呢?早春先生把它说成“举世瞩目”,也未免有些夸张。这不过是为完成“默认”说而 有意在铺垫罢了。何况“记不起来”是郭回答几十年来的知己老友随意询问时说的,应该是反 映了它脑海中的真实,也是一种温和的否认,无论如何与所谓“默认”联系不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王廷芳写给周扬的信中说,郭老曾郑重表示他用过麦克昂、杜衎、易坎人 作笔名,不记得用过杜荃作笔名写什么(20),这也可见杜荃那篇骂鲁迅的文章并未在郭的心 目中留下印象,就更不好说是他的作品了。不考虑这一点而一味往“默认”上扭,看来是太有

些勉强的。 关于杜郭互抄说, 关于杜郭互抄说,早春先生认为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的一些话与郭沫若在 此以前写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中的一些话“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故说“这好像是杜荃抄 袭郭沫若的观点”。可是他又强调说:“过不了多久,郭沫若又转而抄袭杜荃的观点了”。他 的依据是杜荃先前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了鲁迅与语丝派的由“不革命”升到“反 革命”,甚至“二重反革命”,而郭沫若以后则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写了语丝派的“胶固在 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里,退回封建的贵族的堡垒”,以及“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一方面 向近代主义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早春先生 认为像这样的杜郭互抄情况,正好说明“杜荃就是郭沫若”。 可是我们一查原文,就发现了问题。杜抄郭倒是可说的,不管早春先生列举了哪些文字上的 共有习惯,观点上的相互吻合,但由于郭文在前,杜文在后,说杜在抄郭完全可通;而说郭 也在抄杜,则难以服人。一则,因为按他举到的几句话的文句来说,郭文与杜文显然大异其 神韵,杜说的是概念,郭讲的是事实,如何能说郭在抄杜呢?二则,将其与郭的原话对照亦 颇失其本旨。其前两句,即上述列在“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之前的话,在原文中是针对周作 人、刘半农、钱玄同讲的,并不包括鲁迅;后两句,即列在“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之后的话, 在原文中是针对胡适、新月派之类讲的,更不包括鲁迅,也不包括语丝派。又如何能认为这 是郭沫若在抄杜荃骂鲁迅和语丝的观点?所以实际上不是杜郭互抄, 而是杜对郭的单抄。 根 据这种单抄现象,如何能认定“杜荃就是郭沫若”呢?目前学术界模仿,因袭、甚至抄袭他人 论述的事多得很, 构成了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能说模仿、 因袭、 抄袭者就是原作者吗?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郭沫若在谈到“一方面向近代主义迎合, 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 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时,是专门针对“以文学革命的正统自任的胡适之, 和拥戴他或者接近他的文学团体,在前的文学研究会,新出的新月书店的公子派,以及《现 代评论》社中一部分的文学的好事家”的,并未提到鲁迅支持和参与过的语丝派,而早春先 生却说“郭沫若对语丝派的看法也跟着(杜荃)改变了”,说语丝派“与胡适、新月派一起”, “一方面向近代主义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这 分明是脱离郭文的实际的。其原因,怕也是急于证成其“郭也在抄杜”的说法,却对郭的文章 阅读偏于粗疏,从而自然地形成了扭曲。但是,不管这种扭曲是怎样形成的,从资料运用的 错误到得出结论的错误,则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认为杜郭互抄,并由此引申出杜即是郭,不能不是一番空论。 关于杜郭文章同一说, 》发表于1929年 关于杜郭文章同一说,早春先生是根据杜荃的另一文章《读〈中国封建史〉 12月的《新思潮》 ,说它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在“同时研究同一问题,同一进 度”、“同一研究目的,针对同一社会问题”、“同一指导思想,同一研究方法”上“何其相似乃 尔”!并说郭著“也与杜荃一样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其他相同的地方还不少”。还说“杜荃与 郭沫若的相似不是一般学术观点上的‘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同一世界观、同一思想水平、 同一学术修养,而又在同期达到同一建树。这不是孪生儿一般相似,而是同一魂魄、同一身 手、同一五官的同一人”。是的,按早春先生所举,两者确实好像一人。但事实上双方并不 那么“同一”。我们知道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包括的文章并非一时所写,其导论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完成于1928年10月28日;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完成 于1928年8月7日;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初稿完成于1928年8月 25日,改作于同年10月25日;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起稿于1928年9—10月间,完成 于1929年9月20日;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完成于1929年11月7日夜。这些都见于 各文之后所署之时间。 按所占页码说, 写于1928年间的导论和前两篇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强, 如算上第三篇,则占百分之九十二以上。因之可以说,郭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资料和观 点在1928年就大体具备和确定了。基本文章也于1928年已经写出了。而杜荃的《读〈中国封

建史〉, 》 发表于1929年12月, 这个时候才说“我正准备研究这个事项 (按指中国古代社会) ”, 比郭迟了一年。如果郭沫若与杜荃是一人,他已于1928年完成了绝大部分的古代社会研究, 怎么能于1929年才说他“正准备研究”呢?“准备” 之意不就是还未正式开始么?这在时间上 就说不通。比起研究目的、指导思想、运用方法来,这个时间上的矛盾绝对是个没法逾越的 硬坎。 早春先生所谓的“同时研究”、 “同一進度”并不存在。 他所说的这方面例证, 即郭在 《美 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记》中曾说:“1929年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也是就他此年已写 完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说的,意即此书的写出是他一生古史研究的开始,并不是说 他1929年才“准备研究”,“开始”与“准备”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哟!何况,郭的实际研究的开 始时间是1928年! 另外,双方在有的观点上也不是“同一”。早春先生说:“对于禹,两人都认为不是一个人(人 下着重号为陈所加,下同) ,而是‘中国的先住民族’,而根据的资料都是齐候镈的‘如禹之都’ 一语”。实际上郭在《古代社会研究》之导论中说到“禹传子”;第一篇中说到与神农文王并 列的“夏禹”;第二篇中说到“大贤人夏禹”;第三篇中未说到禹;第四篇中说到“夏禹只是神 话上的人物”,总之,凡提到禹的,都将其指为个体的人。郭唯一研究禹的《夏禹的问题》 一文, 也没说禹“不是一个人”, 依然是说“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 “禹为夏之先祖”。 他所谓的“中原的先住民族”是指整个“夏民族”而说的,不是指单一的禹。这就与杜荃之说很 不一致了。至于郭所根据的资料也并非只四个字的“如禹之都”一语,而是齐候镈的整个一条 包括“如禹之都”在内的三十四个字的资料。因有生僻古字排字不便,这里恕不引用。读者欲 知,可查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部分《追论及补遗》之九《夏禹的问题》 。早春先 生说那条资料是郭1930年2月写《夏禹的问题》时补上的,似乎在此前的研究没这条资料。 但郭以前并没专门研究过夏禹,“补上”之说不能成立。他还说杜荃的文章写于1929年6月, 这仍然后于郭的研究开始时间约一年,因而又可以作为前边所述杜与郭的研究时间并不“同 一”的补充了。 再,如果杜荃的《读〈中国封建史〉 》真的是郭沫若作品,那么,郭为什么不把它像《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的《追论及补遗》那样收作此书的“附录”?为什么在郭出版的其它历史论文 集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中也不收它?为什么郭的其它文章中均未谈 、 、 到 《中国封建史》 一书和 〈中国封建史〉 一文?这总该不是因其文章写得不好而“羞愧”, 《读 》 故不收和不谈吧?早春先生就说此文是“文笔极其圆熟老练”啊! 这一切都说明杜荃的 〈中 《读 国封建史〉 》不会是郭沫若的作品。因而也就不能说杜荃即郭沫若了。 至于另外一些双方的相似之处,如研究目的、基本内容、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甚至存在的 缺点等等都一样,那是因为郭的体现以上诸方面的主要文章,都于1928年在国内的《思想》 和《东方杂志》上发表过(21);其《自序》虽写于1929年,但系该年9月20日夜写就,也在 杜荃的《读〈中国封建史〉 》发表的时间1929年12月之前。他在1929年9月21日写的《解题》 也讲到自已“生活的不自由,参考书的缺乏,及其他种种……艰难迫害”,使其书“自己亦不 能认为满足”,故“希望更有时间更有自由的同志继续作详细的探求。”这就和他一年前已发 表的这方面作品一样, 都在启发着别人继续他的路径作研究。 对已经写出的草稿也可以根据 他的路径进行补充、修改和润色。在这些情况下,双方相似甚至酷似的地方必然会有,并不 奇怪。模仿的会有,因袭的会有,甚至图简单搞抄袭也很可能有。杜荃的文章产生在郭沫若 文章之后一年左右,缘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而出现的“同一”现象,不都是很自然的吗?怎么 能因这种“同一”就认定杜荃即是郭沫若呢?而且这种极端的“同一”恰恰说明其不一。 因为只 有初始学步者往往才处处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故尔才与前行者的足迹恰相吻合,形 成“同一”。 而文章大家重在开拓创新、 灵活通变, 岂能一场不变地重复老调! 郭沫若就说过: “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 我便不想再写了。 ”(22)这正好道出了杜荃那篇与郭“同一”的文章究竟是否郭的作品。 如有不

以为然者,那就请在郭的全集中再就其它研究课题找出同一对象、同一进度、同一观点、同 一方法、同一水平、同一建树的两篇文章来,以证明其出于同一魂魄、同一身手、同一五官 的同一人,行吗? 看来,早春先生的“同一”说究竟能不能自立,不就很明显了? 通过以上多种分析,可以认定,早春先生关于杜荃即郭沫若的一系列考证,并不扎实可靠, 并不确凿服人。结合本文第一部分讲的其它基本道理,杜荃并非郭沫若,便成了水到渠成的 结论。 不过,早春先生的考证,在杜荃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上,我看还是有其引路的作用。为什么鲁 迅能想到杜荃是郭沫若?为什么一些学者和文化界的高层领导能认可了早春先生的考证? 看来大家都基本上是从所谓“风格”和某种“同一”上着眼的。当然;本文的分析己否定了据此 而对郭沫若的认定, 但我们可以通过郭沫若这个虚影, 去追寻真人。 据我的猜想, 杜荃此人, 似乎应是平时肯与郭接近,或者多读郭的作品,受郭的学术思想和写作文风影响较大,又对 鲁迅有些“左”倾看法的革命阵营中的文化界人士。至于具体所指,还得靠实证确定,不能捕 风捉影。如无实证,宁可悬而待考。中国古代“偷斧子的人”的寓言所提供的教训,是很深刻 的。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有一段话,也颇有意思: “要谈文艺掌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 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妙窍,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 被创造了出来。在这儿我觉得私人的笔札和日记似乎可以多少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真相……” 这段话和“偷斧子的人”的寓言,都再明白不过地启示我们如何对待杜荃其人及其《文艺战线 上的封建余孽》和《读〈中国封建史〉 》二文与郭沫若的关系。把《鲁迅全集》中的杜荃注 为郭沫若这个谬误,不该改正过来吗? 当然,鲁迅与郭沫若是居同一的政治立场,而在思想认识的境界、艺术与学术的水平上各自 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占有了同时代其他人难以比拟的文化制高点, 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 定。他们都是伟人,都是巨匠,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且都各有千秋,不能互相替代。这是 毫无疑义的。至于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则是有所演变的。所谓曾互以笔墨相讥,大体是从 鲁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和郭的《创造十年·发端》开始的,此前的表现不很明显。明显也 罢,不明显也罢,总都是同一阵营内部人的互相误会和逞强。看来是各有是非,难决轻重。 即便是把杜荃骂鲁迅的话加到郭沫若头上, 也是郭骂了鲁的“反革命”, 鲁也骂了郭的“流氓”。 一个从思想上全盘否定,一个从人格上彻底颠复,份量都够对方荷了。虽然这儿的“反革命” 和“流氓”有其不同一般的解释。然而谁骂得对呢?我看没有一个是对的。因为鲁既不是“反 革命”,郭也不是“流氓”。他们都是革命的激进派,也都是人格高尚的人。否则,鲁不会说 出他与郭“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话,郭也不会以文以联痛 悼鲁的逝世,并接过其旗帜撑到最后。故我们对于鲁郭二位文化巨擘理应同样地尊敬;对他 们互有误会时的笔墨相讥也理应客观地对待。总之,以科学的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什 么就还它个什么,是学术研究须把握的真谛。我们应尽量体现和接近这一真谛。 本人撰写本文的基本认识,正在于此。想来这样作应该不是多余的事吧! 2010年10月5日 注: (1) 郭沫若: 《跨着东海》 (2)《郭沫若论创作》第691页;周恩来: 《我要说的话》 (3) 同(1) (4) 鲁迅: 《两地书·六九》

(5) 桑逢康: 《郭沫若评传》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39页 (6) 郭沫若: 《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 ; 。桑逢康: 《郭沫若评传·第 六章投笔从戎》 (7) 冯乃超: 《艺术与社会生活》 ,见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第1号 (8) 李初梨: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见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第2号 (9) 郭沫若: 《海涛集》 ,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第308、309页 (10) 郭沫若: 《沫若文集·第七卷·创造十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9页 (11)王廷芳:1980年6月19日致周扬信,见《纵横》2004年第4期徐庆全《杜荃(郭沫若)—— 惊动高层的一条注释》 (12)闫焕东: 《现代文坛的并峙双峰》 ,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3)桑逢康: 《郭沫若评传》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47页 (14)徐庆全: 《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一条注释》 ,见《纵横》2004年第4期 (15)同(11) (16)鲁迅: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 ,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410页 (17)鲁迅: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见《鲁迅全集》第4卷 (18)张恩和: 《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 ,天津人民出版1989年版 (19)同(11) (20)同(11) (21)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解题》 ,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 (22)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 ,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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